章含之文革出轨细节曝光:在前夫大姐家中通奸 后惹毛主席表态

时间:2015-12-27 19:28:20        来源:
章含之与洪君彦。

  资料图:章含之与洪君彦。

  我沉默了十几年

  2004年2月23日,香港《明报》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《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》。但文章刊登了三天,就停稿了。一篇文章突然腰斩,引起议论纷纷。

  其实,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,就是我在停稿启事中所说的:“《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》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,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。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,续稿暂停。”

 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。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?在2004年3月的《北京青年周刊》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:“我说,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,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,因为你爱我,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。我爸想了两分钟,说你要这么说,就撤!我也挺感动的,他憋了三十年有话要说,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。”

 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,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,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,要我暂停。并说:“爸,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。”

  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,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,所以建议我缓一缓,往后推。

  我有话要说

 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、相恋、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(1949至1973年),我与她的婚姻于“文革”期间破裂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,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、最灾难深重的岁月,至今不堪回首。

  自1993年起,章含之写文章、出书或接受访问,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,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。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,是这样对她说的:“我的老师啊,我说你没出息,是你好面子,自己不解放自己!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,你为什么不离婚?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?那婚姻已经吹掉了,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?”我当时一看便懵了,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,真是闻所未闻。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,从此陷我于不义。

 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,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,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,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。好几次想掷笔作罢。但是,我要以“文革”幸存者的身份,提出对“文革”的控诉,留一些史料给后人,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。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?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?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、补充,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。我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、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。

  章含之态度变了

  我的家变是在“文革”中发生的。由于我在“文革”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,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、恐怖,至今心有余悸。

  记得自“文革”开始,我被冠上“黑帮”的称号,至1968年8月进“牛棚”,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,有时一天两三场,就像耍猴戏一样。每次批斗必然坐“喷气式”,必然挨拳打脚踢,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。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、党委书记,也拉我去陪斗。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,见到所谓的走资派、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。凡我熟悉的教授、系主任通通都有份。

 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,先是剃阴阳头,后是抄家。1966年8月的一天,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,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。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,说我们是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,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,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,像狗啃似的,一看就像“坏人”。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、打一顿。

 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,我一直不敢脱帽子。回到家里,不小心被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。她吓得号啕大哭。

 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。她坐在沙发上,双脚跷在茶几上,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:“你看你这个死样子,你还有脸回来啊!现在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,我要是你,跳到北海死了算了。”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。我当时大为震惊,心想: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,天天在学校挨斗。你明明知道我是无辜的,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,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。这个女人心真狠!

 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。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、恩爱欢愉的好日子,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。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,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,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,怎能叫我不寒心!我已朦胧感到: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。

  章赴上海串联时红杏出墙

  1966年底,章含之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,她的同伴主要是外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,其中有一位张某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、宁波和上海。

  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。我没资格串联,无法陪她同行,只能写信给大姐,请大姐好好款待她。

  在上海,章住在大姐洪君慧家。大姐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卧室,把章当上宾招待。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。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,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,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,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,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。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,感到十分诧异。章却说:“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,都很洋派。”

  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,并掌握了确凿证据。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,大哭了一场。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,要大家守口如瓶。

  1967年中期,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,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。我整天劳动、写检查,疲惫不堪,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、慰藉。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,情绪低落到极点,想到自己毫无尊严地活着,不仅自己痛苦,也给家人带来耻辱。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。

  正当自杀念头萦绕不去时,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,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,哽咽着对我说:“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?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,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……”这件事对我来说,真是晴天霹雳。

  妹妹说得对,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,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,为她着想。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,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?于是我下了决心: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,皮肉再受苦,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。

  手提包揭秘

 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,从此我也警觉起来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翻出章的手提包,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。此外,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。我和她自“文革”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,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?发现这两样东西后,我愤怒极了。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,她一时慌了手脚,不知所措。开始她一味抵赖、否认,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。我当时愤怒到极点,简直要疯了。我说:“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,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?”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,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。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,表示悔改。

  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: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,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。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。自章张恋情揭穿后,章仍然我行我素,视我为陌路人,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,来往频繁。当时在外语学院,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

 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。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,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。在洪晃《我的非正常生活》中有记载:“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,老觉得要出事,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。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,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。等我一推门进去,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,有一个在哭。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。”

  那段时间,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,我和章含之相识、相恋、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。

  我们相识在1949年,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。而章只有14岁,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。我们的交往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,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。当时我俩走在一起,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般配,是令人羡慕的一对。

  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,我自问颇有进取心,一直是品学兼优的。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,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,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,可说是一帆风顺。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。她虽然不尽满足,至少是满意的。

  但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我受到冲击后,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,永无出头之日了。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,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,只能给她带来耻辱。所以她急于摆脱我,急于逃出这段婚姻,另谋出路了。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,现在嫌破旧了,要换一件新的了。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、尊重已不复见,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,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。